美国人怎样教育孩子，少儿财商教育对孩子成长是否重要？
少儿财商教育是决定孩子孩子的一生，同时父母对金钱的态度也会影响孩子一生。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说呢？我自己就是这一方面的吃过亏的人。
小时候自己就是乱花钱的那种，以至于自己到了成年，因为穷过，饿过，才知道钱怎么用，而且还是到了成家立业也才知道，因为赚的钱就这么多，想花钱的心呢？一直有，一去到购物中心呢？自己就控不住自己的手，一直买买买，看到特别爱吃东西，就无节制的买来吃，所以一般发下工资后，第一时间就是还信用卡的钱，一还完，又没有钱了，在借！想想以前的生活就是如此，一直恶性循环。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特别遇到这次疫情啊！只能心慌意乱。
听过一则故事。
有三个小朋友，在过年的时候，他们的妈妈各自给他们发了1000元的压岁钱🧧，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使用。
第一个小朋友，他把1000元放在了父母那里，当他18岁的时候，拿出来，还是1000元，养成了守财的习惯。
第二个小朋友从小爸爸就教他学着买儿童玩具，于是他用1000元的资本赚了10000元，他知道钱该怎么使用！更重要的是到了18岁的时候，他拥有了大幅度领先同龄人的财商，后来他成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第三个小朋友拿1000元去买吃的，买玩具，充游戏点卡，一个月就把1000元花了个精光。18岁过去了，月光族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三个同样大小的孩子，对待同一件事情上的做法截然不同，导致差距的原因跟家长对孩子的财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正面管教》这一本书中讲到:
财商教育的缺乏不仅能造成人与人之间财富的差距，更关键的是还有眼界的差异。培养财商教育要从孩子抓起。
因为它教会孩子的不仅仅是钱这点事，也是对孩子一生有用的能力，能帮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让他们学会自己规划梦想，管理人生。
外国人是怎样跟中国人交流的？
确实，今日谈丝绸之路，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汉代，虽然因为学者们地考证，其历史逐渐可上溯到秦代甚至是战国时期。但无论何时，“外语”都必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沟通障碍。
在汉代，中国的使馆区叫“藁街”，为汉武帝所设立。至明代为止，还有“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这样的使用（见《明史·杨继盛传》）。在这一时期里，明代常见翻译有两类，译字生和通事。而管理他们的人，其职位被称为“主客”。
这个主客如果上溯到汉代叫“客曹”，起于汉成帝，再早时如武帝称大鸿胪，景帝称大行令，而在秦时则称分典客、典属国。在《后汉书》中的介绍是，客曹主管外国夷狄之事。后来又分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又有左右丞辅之。
这个客曹的职责、管辖以及下属的人数，基本与秦时典客一致。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典客、典属国”有详细记载：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可以看到，在秦汉时，涉及具体的交流工作，有“行人、译官、九译”这三种官职。其中行人这个职务古已有之，《周礼·秋官司寇》中是这样介绍的：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而在周代，负责外交事务者被称为“象胥”，其职责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至于九译令与译官，这倒是需要说明的。在汉代有很多书提到“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简而言之就是越南人通过九重翻译拜见了周成王，九译令或因此得名。而《后汉书》中，虽然提到汉宣帝时周堪曾为译官令，但此后于《班彪列传》中又提到“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后世也有言“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见《盛世危言·西学》）
这里提到的“自来”大抵只是依赖于诸夷入驻，而后再被动学习。对比明清两代也确实如此。比如明代《全辽书》中提到的“按辽东例有朝鲜女直通事送四夷馆以次铨补鸿胪官”，又或是清代有酋长曰金美金那者，自来于檀香山（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某岛（见《皇朝经世文》）。因此译官更可能是一些精通语言的边民、少数民族或是外国人。
并且像汉代张骞的“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能看出，他对语言的掌握，得益于实际日常生活交流。而佛教的四大翻译家（玄奘、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又有三人是外籍来华人士。因此这些事情，再考虑到古时的“万邦来朝”，或者当时人们对外语的学习是属于被动态度，而交流则更多依赖于外国人的主动，并无今日这般积极。
法国废除爸爸妈妈称谓？
作为一个9岁就学法语、如今已经49岁的“法国通”，对这种折腾表示见怪不怪。
作为西欧屈指可数、有悠久单一制传统却又经常出现激烈社会冲突和思想碰撞的社会，法国在很多方面经常会出现矫枉过正、发现过了头再矫枉过正回来的“翻烧饼”现象，比如中世纪时法国曾经是天主教最“原教旨”的国家之一，但这个国家却在几次被教廷“坑惨后”一怒之下把教皇从罗马劫持到本土的阿维尼翁；它是欧洲最早兴起新教（胡格诺派）的国家之一，但这个教派在兴盛一时后竟然被“全灭”了；它曾经是贵族势力最强盛、贵族权利最大的国家，但大革命后短短几年全年留在国内的贵族几乎被杀绝；它是高利贷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却又是绝对平均主义和“奢侈税”的大本营；它在战后大包大揽收容了数以百万计的北非裔移民，但它的企业却明目张胆地歧视和排斥这些人，前总统萨科齐可以公然说他们是“垃圾”，换欧洲别的国家早就被喷下台了；它执着地强调“维持法语纯洁性”，甚至强制性把英语来源的周末weekend改为又臭又长的纯法语词les trois derniers jours de la semaine（直译就是“每周的最后三天”），自己却隔三差五乱改法语语法规则，弄得法国人都做不对法国语文试卷……这个国家的政治家曾大喊“我们工作得太多了”，于是把一周的工作日从48小时一路降到全欧洲最短的35小时，还差点再降至32小时、30小时，发现这么做之后一塌糊涂，又改口呼吁劳动者“自愿加班多劳多得”……
法国人就是这样，喜欢边做边想，不想就做，错了再改，改了再错，再错再改，再改再错……法国讽刺刊物《鸣鸭报》曾经讽刺法兰西民族的所谓“断头台逻辑”（大革命时期断头台上的后一批牺牲者往往是把前一批牺牲者送上去的人，他们后面又跟着下一批）。而且法国人往往是感性和主观的，为了个人取向和“姿态需要”往往可以罔顾理性和利害，比如上世纪70年代法国大学生私下里普遍承认当时著名哲学家阿隆的许多观点比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萨特更契合实际，却喊出“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口号……这次提出在学校成绩单上废除“父母”称谓的是马克龙所属“前进党”的一位女干将，“前进党”是个集合左中右各党退党者的年轻“拼盘党”，而马克龙在独立前是左翼社会党的希望之星，在社会生活领域，法国左翼的影响不小，而马克龙也希望挖更多左翼支持者墙角（毕竟作为前左翼，他这么做比挖右翼墙角难度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把左翼的“政治正确”口号放大，“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也就顺理成章。
但正如很多法国人所讽刺的，更改称谓的理由之一是“体现平等”，但新改的称谓“家长1、家长2”同样“不平等”——1可是在2之前啊，难道接下来还要加个“排名不分先后”的备注，或让父母轮流成为“家长1”？不过既然明白了法国人在这方面的特质也就不必太过替他们担心，反正如果玩几年觉得玩过了，他们会“秒改”回来，而且弄不好还会“反向改过头”的。
美国人是怎么看待孝顺父母这件事情的？
谢邀！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全球一号强国。她是世俗（法律）与宗教并存的国家，只不过法律比宗教的作用更广泛更大。
美国法律规定人作为个体拥有独立、自由与民主权利，更强调人的权利，即人权。所以人出生后就是国家的了，父母只不过是代替国家作为孩子的监护人而已，在父母抚养到十八岁后（即成人后）就可以让孩子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父母可以不必抚养了，即没有抚养责任。在这一过程中，父母不能打骂小孩，不能限制小孩自由、不能囚禁小孩，否则就是违法，如果小孩举报或邻居举报或警察发现就会面临刑事诉讼，国家或地方法院就会取消父母监护人资格和面临牢狱。
美国社会福利健全，特别是医疗养老，所以美国小孩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大人也不需要自己小孩赡养，不过很多大家庭都是住在一起。一般家庭老人要么在敬老院，要么在家的社区养老，他们的公共福利也很健全。
美国社会也是很重视家庭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跟中国的不同，他们也宣扬父母之爱，只不过跟中国社会的大有不同，当然相同的地方也很多。
至于孝道在美国社会是没有的，他们没有中国那么多经典的关于孝道的文字记录。他们强调自食其力，讲究个体的自由与独立，靠也是靠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家庭是住一起的，他们父母与子女的感情也很深厚，只不过美国父母对于子女的干涉与指导少很多，子女对父母的爱也比较纯粹。
中国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干涉太多，特别是成年之后的恋爱与婚姻，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彩礼问题，比如婆媳关系，比如生育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如果父母干涉孩子恋爱或者婚姻如果较真男的或女的是可以起诉的，面临的也是刑事案件。父母只有祝福的权利。
但毕竟美国社会是以个体为主的，不像中国以集体为主，以家族为主，当然美国也有家族，而且他们的家族力量和文化比我们更甚。而我们这些年似乎被外来文化冲击得支离破碎。美国社会的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跟我们也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美国其实也有孝道文化，只不过在本质上和表现形式上跟我们都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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